陳援庵先生（垣）在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幾種很可寶貴的《元典章》抄本；民
十四年故宮發現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門人曾在民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對校沈家本刻本，後來又用諸本互校，前後費時半年多，校得沈刻本僞誤衍
顛倒之
凡一萬二千余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闊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二十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學門刊行）。《校補》刊行之後，援庵先生又從這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之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幾年的鄰舍，得讀《釋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愛讀他的書，所以要我寫一篇《釋例》的序。我也因爲他這部書是中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所以也不敢推辭。
校勘之學起于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的任務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複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激。校勘學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
發現錯誤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我們讀一個文件，到不可解之，或可疑之，因此認爲文字有錯誤：這是主觀的發現錯誤。因幾種“本子”的異同，而發現某種本子有錯誤：這是客觀的。主觀的疑難往往可以引起‘才子”的搜索與比較；但讀者去作者的時代既遠，偶然的不解也許是由于後人不能理會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傳本的錯誤。況且錯誤之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難，若必待疑難而後發現錯誤，而後搜求善本，正誤的機會就太少了。況且傳寫的本子，往往經“通人”整理過；若非重要經籍，往往經人憑己意增刪改削，成爲文從字順的本子了。不學的寫手的本子的錯誤是容易發現的，“通人”整理過的傳本的錯誤是不容易發現的。試舉一個例子爲證。坊間石印《聊齋文集》附有張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記蒲松齡“卒年八十六”。這是“卒年七十六”之誤，有《朝山左詩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證。
但我們若單讀“卒年八十六”之文，而無善本可比較，決不能引起疑難，也決不能發現錯誤。又他左詩助引這篇墓表，字句多被刪節，如雲：
〔先生沙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父曆友結壞中詩社。
此無可引起疑難；但清末學扶輪社鉛印本例齋文集》載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曆視友，旋結爲部中詩社。（甲本）
依此文，“曆視”爲從父之名，“友”爲動詞，“旋”爲“結”之副詞，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齋文集》即從扶輪社本出來，但此本的編校者熟知例齋志異》的掌故，知道“張曆友”是當時詩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曆友
，旋結爲郎中詩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與同
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曆友、視旋諸先生結爲部中詩社。（丙本）
視旋是張履慶，爲張曆友（笃慶）之弟，其詩見《山左詩抄》卷四十四。他的詩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視旋”是他的表字；而“視旅”二字出刊周易·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這樣罕見的表字。甲本校者竟連張曆友也不認得，就妄倒“友視”二字，而刪“諸先生”三字，是爲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識更高了，他認得“張曆友”，而不認得“視旋”，所以他把“視友”二字倒回來，而妄改“視”爲“”，用作動詞，是爲第二次的整理。此兩本文理都可通，雖少有疑難，都可用主觀的論斷來解決。倘我們終不得見此碑拓本，我們終不能發現甲乙兩本的真錯誤。這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校勘學的
質。校勘的需要起于發現錯誤，而錯誤的發現必須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爲“校徽’，劉向《別錄》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媒。”其實單讀一個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謬誤是很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一字不放過，然後可以“得謬誤”。
改正錯誤是最難的工作。主觀的改定，無論如何工巧，終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學》開端“在民”，朱子改“”爲“新”，七百年來，雖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終不能塞反對者之口。校勘學所許可的改正，必須是在幾個不同的本子之中，選定一個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讀法。這是審查評判的工作。我所謂“最可靠”的讀法，當然是最古底本的讀法。如上文所引張元的聊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爲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謂“最有理”的讀法，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種無心之誤（如韓非說的邵人寫書而多寫了“舉燭”二字，如今日報館編輯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傳寫之誤，或
無別本可供校勘，——在這種情形之下，改正謬誤沒有萬全的方法。
約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異同各本，考定其傳寫的先後，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讀法，標明各種異讀，並揣測其所以致誤的原因。其次是無異本可互勘，或有別本而無法定其傳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個校者認爲最近理的讀法，而標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據何種理由。如此校改，雖不能必定恢複原文，而保守傳本的真相以待後人的論定，也可以無大過了。
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無論如何有理，必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提出證實。凡未經證實的改讀，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測而已。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萬一這三項都不可得，而本書自有義例可尋，前後互證，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這也可算是一種證實。此外，雖有巧妙可喜的改讀，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讀，足備一說，而不足成爲定論。例如上文所舉張元墓表之兩誤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爲證，這是第一等的證實。又如道藏本《淮南內篇·原道訓》：“是放鞭噬狗，策蹄馬，而慾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慾竄之心亡于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這裏“慾寅”各本皆作“慾害”。王念孫校改爲“慾賓”。他因爲明劉績本注雲“古肉字”，所以推知劉本原作“賓”字， 只因草書“害” 字與“賓”相似，世人多見“害”，少見“賓”，故誤寫爲“害”。這是指出所以致誤之由，還算不得證實。他又舉二證：一、《吳越春秋勾踐
謀外傳》 ， “斷竹續竹，飛上逐實”，今本實作害……
說儒第2節 校勘學方法論未完，請進入下一小節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