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說儒第2節 校勘學方法論上一小節]；二《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實之誤。這都是類推的論證，因《論衡》與《吳越春秋》的“實”誤作“害”，可以類推《淮南書》也可以有同類的誤寫。類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種致誤的可能，而終不能斷定此誤必同于彼誤。直到顧廣析校得宋本果作“慾實”，然後王念孫得一古本作證，他的改讀就更有力了。因爲我們終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爲在義理上“慾害”之讀並不遜于“慾肉” 之讀（《文子·道原》篇作“慾害之c忘乎中”），所以這種證實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見。又如《淮南》同篇：“上遊于霄露之野，下出于無垠之河’，王念孫校，“無垠”下有“鄂”字。他舉三證：一、收選·西京賦》“前後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無垠鄂之門。許慎日，垠鄂，端崖也。”二人文選·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禦覽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日，無垠鄂，無形之貌也。”這種證實，雖不得西漢底本，而可以證明許慎、高繡的底本如此讀，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證實了。
所以校勘之學無
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凡沒有古本的依據，而僅僅推測某字與某字“形似而談”，某字“涉上下文而誤”的，都是不科學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
與西洋校勘學者共同遵守的方法，運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學的方法終不能跳出這三步工作的範圍之外。
接庵先生對我說，他這部書是用“立法”的。我對他說：在校勤學上，“全法”和海外新法並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不同者，西洋印書術起于十五世紀，比中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爲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抛棄了；四方鄰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所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兩三人而已。
中校勘之學起源很早，而發達很遲。《呂氏春秋》所記“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學的基本成分。劉向、劉敬父子校書，能用政府所藏各種本子互勘，就開校做學的風氣。漢儒訓注古書，往往注明異讀，是一大進步。《經典釋文》廣收異本，遍舉各家異讀，可算是集古校勘學之大成。晚唐以後，刻印的書多了，古書有了定本，一般讀書人往往過信刻板書，校勘之學幾乎完全消滅了。
十二世紀晚期，朱子斤斤爭論《程氏遺書》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紀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華》 一千卷（適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論“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之失，又略論他校書的方法；彭叔複作《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詳舉他們校灘的方法，清代校勘學者顧廣析稱爲“校濰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話：
授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闊疑。
他自己也說：
叔夏年十二三時， 手抄太祖皇帝實錄，其間雲：“興衰治d之源”，閉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勝爲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
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論。所以我們可以說，十二三世紀之間是校勘學的複興時代。
但後世校書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樣一個退休宰相的勢力來“遍求別本”，也沒有他那種“實事是正，多聞閥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紀以後，校勘學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紀方以智、顧炎武請人起來，方才有考訂古書的新風氣。三百年中，校勘之學成爲考證學的一個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學者雖多，其中真能有自覺的方法，把這門學問建築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之上的，也不過寥寥幾個人而已。
縱觀中古來的校勘學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說過，都因爲刻書太早，古寫本保存太少；又因爲藏書不公開，又多經劫火，連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學的校勘學自不易發達。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學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義在于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于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
我們試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書院的《大藏經》及近年的位正新修《大藏經》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
陳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說是中校勘學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校勘學的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華》差可比擬。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解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學的模範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後得了元刻本，然後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拚得用權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標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後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定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于根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然後推求今本所以致誤之由，作爲“誤例”四十二條，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證實的通例：是校後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
此三事都足以前無古人，而下開來者，故我分開詳說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據同時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學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間接的傳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說，“此本紙
分新舊：舊者每半頁十五行，當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頁十行，當是補抄者，蓋別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說：“吾友董緩金赴日本，見是書，據稱從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從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說是“影抄元刻本”呢？這樣一部大書，底本既是間接又間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幾十頁的閉文，校勘的工作必須從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這許多年中，先後得見此書的各種本子，連沈刻共有六木。
我依他的記載，參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書底本源流表：
援庵先生的校補，全用故宮元刻本（甲一）作根據，用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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