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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儒》第6節 椤伽宗考

第2小節
胡適作品

  [續說儒第6節 椤伽宗考上一小節]爲,名“理入”也。

  這是從“理人”安心的路。雖然不廢“凝住(巴黎本獅資記》作“凝注”)壁觀”,但注重之點是“含生同一真xing”“無自無他,凡聖等一”的理解,所以稱爲“理入”的路。

  行人者,四行(適按,“四行”皆是頭陀行。此一點,我當初還不曾了解),萬行同攝:

  初,報怨行者,修行苦至,當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辔。……

  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綠盡還無, 何喜之有? 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莫順于法(價製已》作“喜心不動,冥順于法”)也。

  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chuchu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日,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

  四,名稱法行,即xing淨之理也。以師資郎說第四條稍詳,雲:“xing淨之理山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雜無著,無此無彼。……智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ti無任于身命,別行植舍施,行無倍惜。…、檀度既爾,余五亦然。爲除委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村了資記》說不誤。“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頭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別詳述頭陀行。可見在七世紀時,“禅”的定義實包頭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風氣?適之——一九五二·七·卅一。)

  道宣敘述達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據的。他說:

  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于世。

  淨覺也說:

  此四行是達摩禅師qin說,余則弟子昙林記師言行集成一卷名曰《達摩論》也。

  昙林也許就是《續增傳》中達摩傳附記的林法師。傳中說林法師當“周滅法時(五七七),與可(慧可)同學,共護經像”。

  道宣生于五九六,死于六六七,他用的材料是六七世紀的材料,比較最近古,最可信。我們看八世紀前期淨覺的《楞伽師資記》的達摩傳,還可以看出那時的人還尊重道宣所記,不敢妄加材料。到了八世紀以後,有許多僞書出現,如《聖胄集》《寶林傳》等書,大膽的捏造僞史,添出了無數關于達摩的神話以寶林傳隊已失傳,近年日本發現了一卷,中guo又發現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將刊m來藏遺珍》內)。北宋和尚道原在十一世紀初年編纂《景德傳燈錄》,僅量采納了這些僞造史料,最不可信。後人看慣了那部十一世紀的《傳燈動,習非成是,竟不認得七世紀中葉道宣《續增傳》的史料的真可寶貴了。

  三、慧可

  菩提達摩的弟子,現在可考的,有這些人:增副,慧可,道有,昙林。

  一、增副《續增傳》有傳,傳本說梁湘東王蕭繹(後爲梁元帝)曾奉令作增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記似是根據碑文。增副是太原祁縣人,從達摩出家後,曾“周曆講座,備嘗經論”。齊建武年,他遊南方,住鍾山的定林下寺,他

  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yi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裏,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頹然不作。幾尺宮鬧,未嘗谒近。既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武帝)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字,于開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遙于門,負杖而歎曰,“……甯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乃有心氓嶺,觀彼峨眉。會西昌候蕭淵藻出鎮蜀部,于[是〕即拂yi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還金陵,複住開善。……不久卒于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五二四)也…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發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于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施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

  依此傳看來,他雖然和帝王貴人交通往來,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隨緣的態度,不失爲達摩的弟子。

  二、道育事迹無可考。《續增傳》說達摩在北魏傳授禅學,

  于時合guo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qin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諸接,[達摩煉其精誠,海以真法。

  三、慧可又名增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個博學的人,“外覽墳索,內通藏典。”《續憎傳》說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答提達摩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這似乎在達摩的晚年,達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歲,所以上文說“年雖在後, 而銳志高遠” ,本不誤。《楞伽師資記》誤作“年十四”久曆代法寶記》(敦煌出土,有巴黎、倫敦兩本,現收入《大正大藏經》第五十一卷)作“時年四十”,可證《續僧傳》不誤。(適按,後來神會見慧能,也是“年四十”,傳訛作“年十四”!)

  慧可頗通中guo典籍,所以他能欣賞達摩的簡單教義。達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種中guo道家式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報怨行近于安命,隨線行近于樂天,無所求行近于無爲自然,稱法行近于無身無我。慧可是中guo文人出家,傳中說他能“發言人理,不加鉛墨;時或港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據此可見慧可似有文集流傳于後世,道喜還見著這部集子,後來失傳了。《續增傳》說,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五五o——五五九)之初致書通好,書雲:

  影由形起,響遂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集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者〕,喻默聲而求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適按,此是無名,假名之說所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則許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爲答之。

  慧可答他道:

  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

  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感此二見之徒輩,申詞措筆作斯書。

  現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余,

  我們看這兩位通文墨的佛教徒的酬答,可見達摩的簡單教義在那第一代已得他們的了解與接受。我疑心這種了解和魏晉以來的老莊思想不無關系。向君主的“迷悟一途,愚智非別”;慧可的“無明智慧等無異”“現身與佛不差別”,固然即是達摩的“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可是中guo文士所以能容易接受這樣一種顯然不合常識的教義,也許是因爲他們久已聽慣了中guo道家“齊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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