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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安頓》坐著拍電影的人

安頓作品

  我是因爲一個非常偶然的機緣而成爲重慶電視臺《龍門陣》節目的客座主持人的。

  提前兩天到重慶,是爲了等著爲《一個都不能少》作宣傳的張藝謀。然而就在我們“嚴陣以待”地策劃在有限的時間裏該如何發問的時候,電視臺的臺長說,要臨時加一期節目,是關于母qin節的。

  我所知道的媒ti就是這樣的,每逢有什麼節日,這個節日就有可能成爲一個由頭,就有可能從這個由頭生出一些選題,每年的節日都會如期出現,圍繞這個節日的節目也層出不窮。但臺長堅持說,這是一部與衆不同的電視記錄故事片,名爲《爲了母qin的微笑》,編導是殘疾人,名叫張魯。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幾天以前就已經確定的,一件事接著一件事,無法更改。臺長以爲我是不願意做這種有應景之嫌的節目,很認真地告訴我:“你不會對這個編導和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龍門陣》節目的幾個主創人員坐在重慶電視臺的會議室裏一邊竊竊私語一邊等待看這部電視片中的一集。我發現幾乎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說出有關編導的一些情況,比如他曾經三次獲得電視劇飛天獎的一等獎,他曾經是四川省級勞動模範,比如他曾經扶助過上萬名失學兒童重返學堂,比如他現在只是單身生活,日常起居有著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難等等。說話間,原本只打開了半扇的門被全部打開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輪椅和輪椅上穿白se長褲的雙tui,看上去結實、健壯的身軀。長相是標准的濃眉大眼,面容非常甯靜,神態安然。他用微笑和每個人打招呼,樣子有些腼腆,或者是謙和。

  我們隔著圓桌彼此問候,他說:“我昨天才知道你來,真是不好意思,要讓你爲難。”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對于初次與電視臺合作做節月主持人的我來說,匆忙地趕一期毫無准備的節目,我心裏沒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願。

  寒暄過後,我們開始看他執導的片子。

  這是用記實手法表現的一個家庭命運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維春夫婦生活在烏江上遊的黔江縣,他們有兩子兩女。原本這是一個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勞,兒女孝順。田家mama年輕時和所有土家姑娘一樣,梳的頭發有各式各樣好聽的名字,盤龍柱、獅子滾繡球……田mama會唱酉州的山歌,會跳土家舞蹈。家門前是終年流淌的細沙河,男人們從山上背來砍伐的樹木,建成全木結構的小樓,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運到山外邊賣掉,換一些鹽巴錢、紙煙錢。細沙河邊的日子其樂也融融。

  但是,自從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後,田mama夫婦的日子就籠罩了愁雲慘霧。兩個兒子因爲山ti滑坡、河shui暴漲被沖走了,屍骨無存。

  自此,田家老兩口開始在細沙河邊的青山間改土造田。他們年年植樹,13年間,植樹上千株,打下的糧食早已吃不完,而他們的“工作”還在繼續。田mama說,她怕後面的娃娃們會再遭遇到山ti滑坡,被沖下細沙河去,年年中秋節送月餅哭後人時,連個墳都找不到。

  爲防大垮山,田家兩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樹不止。

  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我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回想曾經在幾年以前看過的一部英guo人拍的記錄片,表現的是中guo的一個少數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歡離合,三年的時間,一個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qin,嫁出了兩個女兒,兒子賣掉了新婚的一切爲母qin治病,最小的兒子在mama的病chuang前長跪不起爲了能獲准到開放的廣東掙一些蓋房子的錢,大女兒幾次回娘家,又幾次含淚離開,她不忍心告訴母qin,自從她嫁進婆家之後,與丈夫就沒有圓過房,因爲那丈夫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著這部記錄片,因爲,從張魯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覺到了那種由真實構成的原生態的內容。我覺得我離他很近,就像我在幾年的采訪中最終確定了以當事人的口述來表現現代人的情感狀態一樣,我們在記錄生活和還原真實的手法上有異曲同工之chu

  假如不是因爲歸期已定,我想我會留下來,不管我會不會去主持一場有關母愛的對話,僅爲了接觸這個人,我也是願意的。

  看過片子之後我們一起吃晚飯,張魯是被人抱上車又抱下來放進輪椅、一直推進酒店的餐廳。我心裏有些不舒服,看著這樣一張很是生動的臉和假如能夠站起來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軀,我想命運有時候真的是不講道理的。

  張魯坐在我的身邊,我問的是一些很“像記者”問的問題。他—一做答。他說這樣的片子一共是四部,連起來是一個有關母qin的系列,拍攝的時間大約一年半還要多。他就一直像剛才進酒店的時候一樣,被人抱進抱出。他們拍攝的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在重慶市最窮困的山區,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輪椅就是他的辦公室和宿舍,chaoshi使他生了褥瘡。

  他講得非常平淡,語氣不緊不慢。好像所有這些事情對于他來說就像每天的日子一樣自然和正常。他一邊講一邊在告訴我,哪一道菜是重慶的特se,並且費力地把菜夾到我的盤子裏。一道肉菜上來的時候,張魯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馬上,他把筷子放下了。他說:“我告訴你我爲什麼要拍這套記錄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聽到了一個故事:

  菜市場出了一件事,一個女人偷了一塊肉,她手法笨拙,馬上就被肉販子發現了。這個女人抱著這一大塊肉,埋頭逃竄,沒跑出幾步,她便被抓獲,而且是人贓俱獲。問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說:“兒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說,想吃肉。”

  肉販子舍下了那塊肉,周圍的人湊了些錢,人們連這個女人的名字也沒有問就放她走了,還叮囑她:“快回家。”

  叮囑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這個女人用搶肉後逃跑的速度和姿勢一路哭著跑回家。她要回家炖肉給准備高考的兒子吃。

  講完故事的張魯小聲但是一字一頓地說:“這樣的故事,你讓我這個當編導的人怎麼去重現?這樣的故事最好在哪裏都不要重演。”

  那頓晚飯我和他都沒有吃好,因爲我們一直在低聲地談話。付帳的時候,有了一些小的爭執,張魯說:“安頓是客人,我要請請她。”我旁邊的專題部主任卻堅持要這邊來付,像是要拉同盟軍一樣對我說:“張魯的錢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別張魯的時候,我還是沒有決定,一定要爲母qin節的特別節目做主持人,這時的原因已經不僅僅是歸期或者有沒有時間返回重慶的問題,我擔心,我沒有能力去把握這樣的題材,而且也擔心在面對被請進演播室的母qin和她的故事的時候,會沒有能力控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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