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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盛與危機》第五章:中國封建王朝的修複機製

第3小節
金觀濤、劉青峰作品

  [續興盛與危機第五章:中國封建王朝的修複機製上一小節]生物個ti總是要死亡的,但保存著生物個ti全部信息的生殖細胞,能夠成爲新個ti發育成長的模板。現代控製理論指出,只要同構ti使得組織結構的信息能夠保存下來。那麼這種組織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複能力。當原系統穩定時,它把自己的結構信息轉錄到同構系統中,而一旦系統被破壞,它的同構系統就將根據所錄製的信息來修複這一系統(圖12)。

  中guo封建社會guo家與家庭的同構效應正好起到這種修複作用。在封建guo家穩定時,它把guo家組織原則灌輸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guo瓦解時,家庭、家族組織又成爲guo家修複的模板。

  曆史上大動亂所摧毀的是舊王朝的guo家組織,而家庭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滅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貴族之門,與舊結構有血肉相關的聯系。東漢的開guo者劉秀,本是南陽的豪強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頃田地的大豪強樊重。劉秀、劉縯兄弟發動族人賓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對王莽,而成爲東漢開guo皇帝。唐高祖李淵是所謂隴西舊族之後。他的祖父和父qin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淵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獨孤皇後的姨侄,七歲時就襲封爲唐guo公,後來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淵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萬,李淵的女兒李氏也有精兵萬余人。李淵周圍的文臣武將,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開guo之君趙匡胤雖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後周政權中身任大將,統率殿前諸班禁軍,有相當的實力。周世宗柴榮尚未完成統一大業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實權的趙匡胤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北宋王朝。

  我們還可以發現,每當舊王朝在農民大起義打擊下土崩瓦解的時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躍。他們往往聚族而chu,並村而居,積極發展家族武裝。如東漢末年群雄並起,曹cao手了著名的大將李典擁有“部曲宗族萬三千余口”,另一大將許禇“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當時的地主家族武裝,“大者連郡guo,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義時,長葛知縣李某聚大家族和義軍對抗。元末紅巾軍起義,chu州大地主呂文燧募族中子弟爲兵反對義軍。清代太平天guo農民戰爭時期,各地的團練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裝、這些曆史現象表明,農民大起義摧垮舊王朝之時,正是封建家族組織活躍起來競爭之日。人們常說,地主階級竊取農民大起義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說,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關系最強,更能發揮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但這並不是說豪門世家成員奪取帝位後,是用宗法家族組織代替guo家組織。所謂以家庭組織爲模板,決不是將家庭家族關系簡單放大。模板的作用是設計,也即提供組織原則。宗法家庭結構,其封建家長製、等級製以及封建道德觀念,ti現著guo家組織的原則。豪門世家本是社會上層,他們既富有統治經驗,又具有強烈的封建宗法思想,這使他們能夠在動亂中既能有效地發揮社會地位優勢,又能駕輕就熟地運用封建宗法觀念進行新王朝的組建。這就是豪門世家能夠成爲開guo皇帝的有利條件。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強大的。因爲它的組織原則深入到各個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生活在封建社會裏的農民大衆,也擺tuo不了宗法家庭關系及其思想意識。這種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反映到農民起義隊伍中,就是皇權主義。

  5.5皇權主義:農民對第一塊模板的意識

  皇權主義,可以說是中guo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具有的另一個特點。但是,人們往往把這一特點看作是小農意識。

  事實上,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領袖,很少有想當皇帝的。西歐早期農民起義的目的與口號是:恢複公社自由,恢複氏族神;反對封建化農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guo內薩克森農民起義,他們的口號是“照往昔一樣地生活”,希望恢複村社製度。西歐封建社會中後期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反對農奴製度,要求歸還土地。1381年,英guo農民起義規模相當大,英guo四十個郡中有二十五個郡參加了起義,起義軍在泥瓦匠窩特·泰勒和下級教士約翰.保爾的領導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倫敦,英王查理成了階下囚。但是義軍中並沒有人想當皇帝,只是殺了一批貪官汙吏,要求廢除農奴製,把教會土地分給農民。1476年德guo漢斯·貝海姆起義,戰鬥四號是“從今後不應再有皇帝,亦無諸侯,亦無教皇,亦無其他教會官廳或世俗官廳”。當然,歐洲農民起義也不是沒有皇權主義,如沙俄普加喬夫領導農民起義時,詐稱是葉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農民起義首領自稱爲皇帝的現象是極爲罕見的

  而中guo從陳勝吳廣“詐自稱公子扶蘇”起。曆次農民大起義中皇權主義極爲明顯。起義首領往往都稱孤登基。隋末窦建德自稱“長樂王”。其部下劉黑闼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唐末黃巢攻入長安後,建guo號“大齊”,稱爲“承天廣運自聖睿文宣武皇帝”。北宋初李順起義攻占成都以後,建立“大蜀”,改元“應運”,自稱爲“大蜀主”。元末徐壽輝起義,在蕲shui稱帝,guo號“天完”。明末李自成建立了“大順”農民政權。張獻忠入川攻占成都後,guo號“大西”。

  爲什麼在皇權主義問題上,中guo和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有如此大的差異呢?如果僅把這種差異歸之爲小農意識,是缺乏說服力的。小農意識是歐洲農奴和中guo農民都具有的。一般說來,在封建社會裏,小農不是社會的組織者,而是被組織者。那麼中guo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改元建朝,稱孤道寡,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知道中guo宗法一ti化結構裏,guo家和個人中間多了一層宗法家庭。這種社會結構與歐洲中世紀不同,所以造成了歐洲農奴和中guo農民不同的精神方式。生活在宗法一ti化結構中壓迫者被剝削者,但他們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長,享有父權、夫權。而家庭又是guo家組織的同構ti,子孝和忠君同構,父權與皇權相對應。因此,中guo農民從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獲得guo家組織原則的精神要素,從而對以皇權爲中心的guo家政權形式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農民大起義時,農民也會以家庭組織形式爲模板,建立以宗法家長製爲組織原則的政權。這種政權由于同構效應,極易轉化爲以皇權爲中心的政權。中guo農民在社會大動亂中之所以是“取而代之主義者”,決不是偶然的。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他們的社會生活不會使他們産生以皇權爲中心的社會意識。所以他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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