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興盛與危機第七章：魏晉南北朝亞穩態結構及其他上一小節]族入塞。他們大量淪爲世家豪門的佃客。晉初江統在《徙戎論》中說：“關中之八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這些少數民族中的勞動人民和漢族勞動人民一樣，要“家使出谷，平其輸調”成爲封建
家剝削和壓迫的對象。晉武帝甚至迫使羌族首領姚馥爲其養馬。魏晉末年太原諸郡“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羯族首領石勒曾被販賣爲奴，他在上
時當過佃客。民族問題和階級鬥爭糾合在一起時，農民起義的重要調節作用就要失靈。
這一曆史時期，農民起義大多具有民族混雜的
彩。公元301年李特起義，參加的有漢、氐、賨各族；公元3o7年汲桑起義有羯、胡、漢各族參加。少數民族的貴族首領，往往利用這一形勢采取軍事行動，如羯胡首領石勒就參加了汲桑領導的牧奴和農民起義。少數民族的軍事行動與農民起義相結合，造成了對王朝修複機製的巨大破壞。農民起義在掃蕩無組織力量之時，也爲少數民族建立貴族政權鋪平了道路。
劉淵劉聰父子滅西晉的過程，很能說明少數民族幹擾是怎樣與無組織力量相結合，並利用農民起義的形勢的。當時西晉內部無組織力量非常強大，爆發了八王之亂。爭奪權力的八王，各自援引各少數民族上層貴族參加內戰。成都王司馬穎招引匈奴屠各部貴族劉淵爲外援。東瀛公司馬騰招引烏桓和羯族兵襲擊司馬穎。東海正司馬越擁有鮮卑兵三萬。劉淵乘晉堂內亂之機，打出“興我邦族”的旗號起兵。當時王彌在徐、青一帶起義，汲桑在趙、魏一帶起義，造就了很有利的形勢。從公元304年劉淵被成都王司馬穎招爲外援，同年冬舉起反晉旗號建立“漢”政權，到滅西晉也不過只用了短短的八年時間。可見，中央政權的衰弱，貴族門閥的強大並與少數民族首領聯合起來爭奪權力，是使少數民族打入中原的契機。
匈奴貴族建立的政權，采用“漢胡分治”的政策，建立了兩套行政管理系統，按“戶”統治漢人，按“落”統治胡人。民族界線明顯。五胡十六時期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五花八門。當時大多數少數民族原來是落後的氏族部落製或奴隸製，由他們建立某種政權之後，就構成了對宗法一
化結構的巨大幹擾。
7．3玄學、佛教的興起
導致一化長期失靈的另一個原因是，封建知識分子的普遍消極和漢代佛教的傳播。
到東漢中後期，儒學成爲知識分子沽名釣譽的手段，他們弄虛作假，兩面派作風盛行。宋人司馬光曾以“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來形容那時知識分子的作風。東漢有一個叫許武的人被舉孝廉後，爲了讓兩個弟弟成名，就故意導演了一次分家醜劇，家産分三，自己取肥田廣宅和強壯的奴婢，使兩弟以“克讓”之名被舉孝廉。然後又“會宗
”說明自己當初之舉不過是爲了使兩弟成名，現在可以把自己當初分得和以後經營發展起來的産業分給兩弟了。這樣，講武就進一步獵取了更大的名聲。還有一個叫趙宣的儒生，葬後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鄉邑稱孝”，州郡官“數禮請之”，這個“大孝子”硬是不肯出來，直到郡太守陳善查出他在墓道中先後養了五個兒子，才戳穿騙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
，”正是當時極爲敗壞的推舉製度的寫照。
倫理道德是儒學的一個核心，儒家名教與儒生行爲日益
離，暴露了儒學的虛僞
。另一方面，東漢中後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團，知識分子入仕無門。有的人六十多歲了還在當太學生，等不到一個官做。學術界以沈悶繁瑣的經學考證爲主導。那種“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的文風，實在使有健全頭腦的人無法忍受。凡此種種，必然造成儒學信仰危機。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識分子企圖擺困境，開始批判儒學，另找出路。如魏晉年輕的玄學家王弼一針見血地指出名教的虛僞，他說其“崇仁義，愈致斯僞”，“巧愈精思，僞愈多變，攻之彌甚，避之彌勤”。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從事先秦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圖推翻漢代經學，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經典中作新的發掘，也有人想綜合各家，別創新說”。這種以複古爲手段試圖擺僵局的努力，使得許多消沈泯滅的學派開始活躍起來。如曹
，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術。後人稱之爲“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劉陶喜論縱橫，王衍也好論縱橫之術。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知識分子的喜愛，管甯就“韬韫儒墨”。學術思想開始擺獨尊儒術以來的僵化局面。經學迅速衰落了。任繼愈指出：“漢代是以經學的記誦來吸引讀書人作官的。所以漢代的經師特別多。可是後來在軍閥混戰中全的圖書文物遭到慘重的破壞，通經的儒生也變得極少了。曹魏時，朝廷大小官吏和太學生在京師的有萬余人，能通古禮的卻找不出幾個；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筆撰寫文告的還不到十人。”
西晉以前，玄學清談已占上風，充斥官場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當時的才子神童，如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鍾會等一代風流，都是少年成名的。這反映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後來，盡管也有傅玄、劉寔致力于儒學的中興，而東晉以後儒學越發式微了。
經學的衰落、各派學說的活躍、知識分子思想的混亂，表明來臨了一個小小的百家爭鳴時期。思想真空是不能長久的，玄學和道家開始興盛起來，並逐漸成爲主流。爲什麼在普遍的信仰危機和思想混亂中，道家會漸漸占了上風，儒家和其他學派不能複興呢？爲什麼會出現“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的
流呢？這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
道家立學的興起，除了意識形態結構自身演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東漢末年統治者對儒生的殘酷迫害，大動亂的驚人的殘酷，造成道家對儒家的反動。當時，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對政治黑暗、殘酷的現實深感失望，有的嚇破了膽，生怕幹政會招致殺身之禍。在動蕩不安的社會生活中，下層知識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滿于經學的繁瑣和名教的虛僞，他們憤世嫉俗，傾向于修身養的全身長生之術和信奉“無爲”的哲理。上層社會奢糜*亂的享樂主義也需要找到理論說明。這樣，玄學和道家成爲社會的一種理論需要。魏晉時知識分子的必讀書有三本：《周易》、《老子》和《莊子》，名曰“三玄”。天姿神邁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聞名一時並影響後世的。
魏晉玄學以道家的“自然”來對抗儒家名教，主張放情任志、順乎人的生活態度。它是對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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