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國家興衰探源第五章 管轄權統一與對外貿易上一小節]聯系比他們和較貧窮的普通居民更爲密切。在某種程度上，熟練工匠之間也是如此。
根據第二章中提出的邏輯，小集團比大集團具有更大的機會組織集
行動；這一邏輯還認爲，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對來說，小管轄區比大管轄區將出現更多的組織。同樣根據這一邏輯，具有社交聯系的社會地位相同的人群還具有更大的優點，即可以通過社交的選擇
刺激幫助他們組織集行動。由以上考慮得出了第三條推論，即小集團比大集團能更好與更快地組成。如果前面提出的邏輯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中世紀的城市內，特定行業中的少數商人和具有專業手藝的工匠特別容易組織起來開展集行動。然而，即使一個城市只有幾千人口，這些居民要作爲一個整組織起來去反對少數商人和手藝師傅的聯合也是不可能的；雖然這可能發生在小村莊內，因爲那裏的人口少得足以組織起來去反對商人或工匠的聯合。
這種組織卡特爾集行動的有利條件當然會導致形成行會，這些行會自然會利用其人數較少且社會地位相同的優勢來擴大其在城市中的權力；如果無人控製，許多行會確實對他們所在的城市有極大的影響。中世紀的英
很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在行會的壓力下，王允許城鎮實行高度的自治。在現在是德的地區，行會經常遇到小公君主們對其權力的嫉妒，它們需要尋求和領土統治者及貴族的共存關系。特別是在法，經常給行會一些特權，作爲對它們繳納特種稅的補償；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需要籌集戰爭費用和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上的缺陷所引起收稅的困難。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堡家，政府的統治範圍往往擴大到城牆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會分享政府的權力，則它們就有了更大的控製範圍；但在同時，它們也遭受意大利北部地區動亂之害，結果有時影響了它們的發展或縮小它們的勢力範圍。盡管各地區之間存在差別，但是，從東部的拜占庭到西部的英，從北歐結成漢薩同盟的城市到南方的意大利，商人和工匠師傅的行會，有時還有雇工的行會，變得司空見慣。
雖然行會組織爲其會員提供了保險和社會福利，但它們主要是分利集團，通過這種聯合運用壟斷權力，有時還用政治權力，去爲它們自己的利益服務。正如第三章內推論4和推論7所表明的那樣，它們這樣做的結果也就降低了經濟效率和減緩了技術進步。通過學徒製度限製進入行會可由以下規定得到很好的證明：根據某些行會的規定，雇工需要付給足夠的錢才能轉爲師傅；學徒或雇工不許結婚；而根據另一些行會的規定，師傅的兒子可以不必經過學徒階段而直接成爲師傅，而普通人則必須首先當學徒。這無數的清規戒律目的在于使任何一個師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師傅的經驗取得重大技術進步；而其他人的技術進步無疑也是極其有限的。（由于工匠師傅擁有資本，雇傭短工及學徒，因此，把師傅行會或商人行會與工會區別開來是十分重要的；通常應把工會看作是企業卡特爾組織。）
在許多行會密集而又有相對自治權的城市環境中，當實行管轄權統一的時候，預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推論2表明，在一個邊界固定的穩定社會中，具有特殊利益的組織將會逐漸增多。如果不征通行稅和不受限製的貿易區域擴大，這些行會或任何較小的卡特爾組織將會發現，它們只控製著整個市場的很小一部分。當然，統一的市場內如果只能壟斷其中很小一部分就根本不成其爲壟斷：這時，如果人們能夠從卡特爾控製的市場以外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商品，他們就不必向行會成員付出壟斷價格。在統一了的管轄區內，生産要素可以自由流動，這就促使賣者進入那些卡特爾提高價格的地區。管轄權統一還意味著，政治決策現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場很遠的另外的機構中作出。此外，爲了改變統一管轄區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將遠大于先前在相對狹小的管轄區內所需要的政治影響力量。有時候王迫于財政的壓力也會把壟斷權出賣給行會以換取它們繳納特種稅；這時，由統一管轄權而得到的好
就部分地被抵消了。但是，一般地說，當經濟上統一的全管轄區取代了地方分割的管轄區時，行會既失去了壟斷權力也失去了政治影響。
運輸費用的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運輸費用太高，不值得把某種産品從一個城市運到另一個城市，即使富于競爭的商人想遷往統一管轄區內已形成卡特爾地區也無計可施，因而這種管轄權的統一也沒有多大意義。商業革命發生的時代也正是運輸條件改善的時期；特別是海運，它開辟了通向亞洲的新航線和導致了新大陸的發現。中央政府權力的增強，也減少了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旅行中的危險，因爲中央政府逐漸平息了封建領主之間的沖突與農村地區的盜匪；政府修建了公路並最終開鑿了運河。如果在農村地區消滅了搶劫而旅途安全，那麼，不僅運輸費用會降低，而且可以在成本最低的農村地區進行生産。
當實行管轄區統一的時候，還不會立即産生適應更大管轄區的特殊利益集團。正如我們從推論2所知，在穩定環境下適應這種變化的聯盟是逐漸産生的。然而，正如推論3所指出的，組織小團所需要的時間，不會像組織大團所需要的時間那樣長。由于經營大規模貿易的商人經常在較大的範圍內活動，他們將首先在全範圍內組織或串聯起來，從而形成第一批團。在這一方面他們往往是特別成功的。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的，商人的影響導致歐洲的強大政府都采取了“重商主義”政策。這種政府有利于大商人及其聯盟而犧牲了內其他人的利益。這種政策通常包括嚴厲的保護主義政策，它保護大商人使其免受外來的競爭－－在當時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幾乎是同義詞。
既然緊隨城市中行會日益衰落之後出現了重商主義政策，那麼似乎可以認爲，在現代歐洲的初期，由管轄權統一所産生的好就是短暫與微不足道的。但情況並非如此。原因在于：大周圍的關稅和貿易限製比城市或封地周圍的關稅或貿易限製要輕得多。由于運輸成本低及大經濟上天然具有的多樣，無論這個家在其邊境上是否征收關稅，際貿易將是大量的。家邊境上的限製對這種際貿易沒有任何直接影響，而圍繞城市和封地所形成的貿易限製卻減少或取消了大部分的貿易。此外，正如亞當·斯密所指出那樣：“勞動的分工受到市場範圍的限製”；因此，在管轄權統一的時期，市場的拓寬也使得利用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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