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政治經濟學原理第7章 續論自耕農上一小節]過分而不是不足。有些人住的是茅舍，吃的是樹皮草根，旅行家們往往把這種情況誤解爲普遍貧困的證據和樣本。實際上，這些人當中有不少人的皮袋裏藏著很多法郎銀幣，除非爲了實現他們的宿願——購買土地，他們也許會在身邊保存30年。如果說農民擁有土地這種社會狀況對道德有所損害，這只是說它可能造成這樣的危害，即，農民們由此對自己的金錢利益過分計較，變得狡猾起來。不懷好意地算計別人。法
的農民不是頭腦簡單的鄉下人，也不是“莽張飛”。在事實上和在小說中他們現在都是“狡猾的莊稼漢”。但是，這是人類才智的開發和人類的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階段，法的農民目前正
在這樣的階段。在這一方面有點過頭，同勞動階級的漫不經心和揮霍
費相比，其害較小，而且是暫時的；而以此作爲換取自立這一最珍貴的美德（一個民族的一般特
）的代價，則這個代價是很低廉的；自立這一美德是人類具備優越品質的首要條件之一，是一種“砧木”，其他各種美德如果不在此接枝，就幾乎不能生根；對勞動階級來說，即使它要過還算可以的生活，這種品質也是不可缺少的。法的農民和歐洲大多數家的自耕農，都是靠這種美德勝過其他任何勞動人口的。
一個在很多方面對節儉和審慎起促進作用的經濟製度是否可能在人口增長這一根本問題上草率行事？大多數探討過這一問題的英政治經濟學家認爲這種製度會促使人口增加。麥克庫洛赫先生的意見是衆所周知的。瓊斯先生肯定地說：“報酬得自土地，並以實物消費的農民，其內在的控製力和使他們傾向于抑製人口增長的動機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弱的。其結果，除非完全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某些外部原因迫使他們放慢人口增長率，否則，他們在有限的土地上很快會于困乏和赤貧的狀態，最終由于不可能按自然法則獲得生活資料人口增長才停止。”他在另一個地方又說，這種農民“確實于按動物本能增殖的狀態，這種本能極少受上層階級或文明人的那種使人口均衡增長的動機和願望的製約。”瓊斯先生答應在下一部著作中指出“這一特殊的原因”，但那部著作一直沒有出版。因此，我無法猜測他是從什麼有關人類本和影響人類行爲的動機的理論推知這種原因的。阿瑟·揚也承認“特殊”是一個事實；不過，雖然他不想使自己的意見過于和緩，他也不象瓊斯先生那樣把他的學說推向極端，而是如前所述，列舉各種事例證明，瓊斯先生所談到的農民，既不會面臨“困乏和赤貧的狀態”，也不存在‘不可能按自然法則獲得生活資料’的危險。
對于這一問題有不同的
驗，是容易說明的，到現在爲止，不論勞動者是靠土地生活，還是靠工資生活，其人口總是增加到慣常的生活
准所決定的限度。當這一生活准很低時，其他的規模或工資率也會縮小或降低到僅能糊口的程度。在自耕農製度下，人們完全可以接受極端儉樸的觀念；因而如果人們一直過貧困的生活，對此已習以爲常，人口就會膨脹，土地也會過度細分。但這是另一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假定農民在其所擁有的土地足以（不是不足以）使他們過舒適生活的時候，由于漫無節製的生育而降低他們的生活平的可能，同生活平與他們相仿佛的雇傭勞動者相比是大還是小？按照各種先驗的（a priori）的看法，這種可能較小。所謂工資取決于人口的多少，是一個需要思索和討論的問題。所謂人口大量增加會引起工資下降的說法往往是不可靠的。要明確認識這一點，需要好好動一番腦筋。但是每個農民自己就能對他的土地可否使幾家人過得象一家人那樣舒服作出有根有據的全面的正確估計。很少人願意讓他們的子女過得比自己差。有土地留給子女的父母完全能判斷孩子們能否靠這點土地過日子，而靠工資生活的人無法弄清他們的子女爲什麼不能過上相同的日子，因而只能依靠偶然的機會。“甚至在最有用和最需要的工藝和製造業中”，萊因先生說，“對勞動者的需求也是無法預見、無法估計和不穩定的”；但是在小土地所有製下的“農業中，這是可能的。農民在對自己的生計進行盤算的時候，對于他所要投入的勞動，以及利用這些勞動可以從土地得到多少生活資料，都心中有數。他那塊土地能不能養活一家人？他能否結婚？這類問題誰都能毫不遲疑、不假思索地回答。英的下層階級和上層階級中有些人不考慮後果輕率地結婚，造成了人口過剩的弊害，就是由于缺乏可據以作出明確判斷的資料，因而只能仰賴偶然的機會。在什麼都不能肯定的情況下，任何人在進行測算時一定會把機遇考慮進去。這是因爲，按照英的財富分配製度，確實能夠維持生活的人在民總數中只占一小部分，而不是占三分之二。”
西斯蒙第比任何著述家更加敏銳地感覺到人口過剩給勞動階級帶來的災難。這是他熱誠地提倡自耕農製度的原因之一。他有很多機會研究若幹家自耕農製度對人口的影響。讓我們看一下他的證辭。
“在保存宗法式經營的家，人口有規律而又迅速地增長，一直增加到它的自然極限，即遺産繼續在幾個兒子中間分了幾份，只要增加勞動，每個家庭都能在一小塊土地上得到同樣的收入。擁有一片廣闊牧場的父
，把牧場分給兒子，讓他們把這些牧場變成農田和草地兒子們由于不肯采用休耕法還要進行再分，農業科學的每項先進的成就，都使産權有可能進行一次再分配；但是，不用擔心地主生下兒女以後會使他們淪爲乞丐，因爲他懂得如何給兒女們留下遺産，他知道法律會替他們平均分配這種遺産；他知道如何進行這種分配，根據自己現有的狀況可能傳多少世代，而且無論是農民還是紳士都同樣有一種正當門庭的自尊心，在使自己的子女遭到他所不能供養的程度以前，就會自動停止生養子女。即使生下了子女，這些兒女至少還可以不結婚，或者他們在幾個弟兄之間推舉一個接替香火的人。在瑞士的各州裏，雖然由于到外服役的風俗農民的子女可以找到少有的出人意料的好差事，但是他們的遺産決沒有被分得使自己的後代不得溫飽的現象，這種情況間或也促進了他們的人口過剩。”
關于挪威的情況也有類似的證詞。雖然那裏不存在有關長子繼承權的法律或習俗，也不存在可以吸收過剩人口的製造業，但地産的細分並未達到有害的程度。“將土地分給子女的製度”，萊因先生說，“已經實行了一千年，從未出現過地産縮小到最低限度，以致無法維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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